客名君按：今天是基督教的圣诞节。近期因和好友翻译了一部传教士写客家人的一部小说，看到作者在扉页上80年前的手书——祝本和伊芙琳圣诞快乐。

  不知道本和伊芙琳是谁，但是这段话想起去年圣诞节在朋友那浏览好多外文客家书的盛景，当时心中就起了翻译这些文献的愿望。如今手中这部已经臻于完成。

  翻着这些关于客家的古早外文书，有一种时空交错之感。这些外文书多是传教士所著。他们在中国战乱时期来到客家地区建立教会医院和学校，战乱、土匪、伤兵、抢劫、疾病（尤其是麻风病），就是他们所见的日常。

  因为写《梅州足球史话》的缘故，笔者翻阅了大量晚清民国时期传教士进入客家地区的资料，了解到梅州作为中国现代足球发源地的根源，这是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大约一百年时间传教士群体在中国活动的一个小小缩影。

  这是上个世纪前后半页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些故事。研究客家文化，不可能忽略那一段时间的中西方文明的碰撞和交流。

  清代，闭关锁骨，一些坏洋人反而更甚，因为宗教的冲突和一些不怀好意的传教人士作祟，传教士在中国一度被禁止。当时客家地区因地处山区贫穷落后，却有高度崇文重教的传统，也不乏思想开明人士，在觉察到一些真正人道主义的传教士的善意之后，逐步接纳了一些优秀的传教士，并将他们引入客家的深山地带。

  在清朝那个封闭的时代，外国来的牧师是鱼龙混杂的，其中不乏海盗、间谍和人贩子或者一些别有用心的，这些可以从很多卖猪仔的历史记录看到，从张资平的小说我们也能看到一些。

  所幸的是，来到客家地区的传教士中有很多德才兼备的卓越人士，尤其是巴色会的传教士，很多是属于西方精英基层，在本国可以当科学家、皇家建筑师、医学家、教育家的那一类人。

  他们在客家地区有条不紊、持续不断地建学校、医院，救助了很多了苦难深重的患者，也带动了地方教育水平，他们有着卓越的学识和真正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

  下面列举两位最早专门向客家地区传教的传教士以及最早受洗的深圳传奇凌氏家族：

  韩山明（Theodore Hamberg ，又称韩山文），1819年3月25日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卡达莉娜教区，身为船长之子，他早年从商，后在虔诚信仰驱动下，于1844年加入巴色会，并进入瑞士神学院深造。 他的哥哥是著名的化学家。

  1847年3月19日，韩山明抵达中国。初入惠州传教遭遇海盗和劫匪受挫，他转至深圳沙头角租房建布道所，凭借学识教书育人、救死扶伤，渐获乡民认可。

  彼时，德国人郭实腊的福汉会聚焦客家人地区教务，引发韩山明对客家人的浓厚兴趣，他随之前往新安、东莞等地传教。

  起初，客家人对他满怀敌意，转机出现在当地人得知他擅治眼疾后，大量病人前来求诊，韩山明免费医治，凭精湛医术站稳脚跟，得以发展教务。

  韩山明是首位专向客家人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也是首个踏入深圳客家地区的传教士。

  他活跃于广东客家地区，贡献卓越，不仅兴建了最早的教堂，还编写第一部客家方言记录草案，为后续客家方言词典奠基，一度掀起西方研究客家方言的热潮。

  1852年，韩山明结识洪仁玕，助其归信基督，二人结为挚友。洪仁玕向他详述金田起义等太平天国早期情况，韩山明据此写下《洪秀全的异象》与《广西叛乱起源》（合称《太平天国起义记》 ）。

  此书一经出版，在西方轰动一时，传教士期待它推动福音传播，西方思想家也高度评价太平天国。

  韩山明把这本书的版税，全部给了洪仁玕做路费。洪仁玕这才得以到天京，把《资政新篇》给到洪秀全。

  此书也出现了一个“小BUG”，就是韩山明把这个组织称为“拜上帝会”，而根据夏春涛等学者研究，洪秀全从未用过这个称号，准确名字应为“上帝教（会）”。

  1854年5月13日，35岁的韩山明因病离世，虽未见证太平天国后续走向，但他在客家传教与记录太平天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黎力基1824年7月26日出生于德国西南部武腾堡的郊区，父亲是一位敬虔的牧师，他从小接受家庭教育，学习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圣经》及教会历史等科目。

  1844年8月，黎力基进入巴色会接受神学训练，并与韩山明成为知心好友，两年后，他们受巴色会差遣前往中国宣教。1847年，23岁的黎力基与韩山明抵达香港，开始有效学习客家语及潮州语。之后黎力基被派往潮汕地区传教，他乘帆船到海丰一带工作时，不幸被匪徒洗劫，还被打得遍体鳞伤，同行的同工惨遭匪徒杀害。

  当时中国政府明令禁止外国教士进入内地自由传教，且严禁华人接待外国教士，这使他的传教工作困难重重，他曾多次被驱逐，过着流离颠沛的生活。1852年，因潮州政局不稳定，黎力基折返香港，与韩山明一起在客家族群中工作。1854年4月27日新婚55天的妻子病逝，15天后韩山明也病逝。

  黎力基独自留下继续在客家人中传教，他对中国文化与哲学有很深的研究，后来能够讲流利的广东客家语，并把《马太福音》及《路加福音》翻译成客语。

  他在1874年当选中国巴色会首领。他与同工们建立了51所传教站，56间学校，受洗者超过2000人。黎力基在中国传教了53年，足迹主要在客家地区，从香港客家人聚居地到深圳布吉、李朗，然后深入梅州五华、兴宁等地，继而到河源龙川、鹤树下等地。

  笔者曾在研究五华足球历史的时候看了巴色会的资料，看到了黎力基发回巴色会总部的报告。报告中1860年代的他，每天步行十几公里到各地访村民，明白他们的苦，并给长布元坑樟村周围的村民治病、讲道。他在传教的早期几年进展缓慢，一年半载也没能发展几个教徒，并且好几次在途中遭遇剧烈的村庄械斗。

  他在报告中跟巴色会总部指出中国文化之优点，认为客家人崇文重教、念祖穆宗，有自身深厚的文化根基，主张不像另外的地方传教一样通过毁灭传统来传教，而是尊重中国民间传统文化，让教徒自食其力。总部在他多次报告来回之后终于同意，并派了学识渊博的毕安和边德志过来。他们的传教工作才慢慢发展起来。他们在元坑设的中学，课程表上，中文和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课程占比重要。

  黎力基积极投身教育事业，1862年回港后，在西营盘开办寄宿女校，开创了巴色会在香港办学的先河。

  黎力基某一些程度上还改变了华工出洋的历史。据基督教巴色会历史记载：“1882年，英属北婆罗洲渣打公司派华特爵士到香港西营盘巴色会客家礼拜堂，谒见黎力基牧师商议招募移民来本洲垦殖。第一批应募而来的华工，清一色都是广东省龙川县人。他们在古达老山垦殖开荒，种植谷物、蔬菜、生果、咖啡、椰子、橡胶树等。”

  “1886年，第二批客家华工南来古达开发，约为300余人。第三批由渣打公司招募来的客家人，约有六七百人，于1913年3月间抵达亚庇。”此三批华工均在广东省五华、龙川、紫金、河源、东莞、宝安、清远、花县等县招募，且均为巴色会信徒。抵达沙巴后，他们先后在古达、山打根、吧巴、保佛、丹南、亚庇、下南南、孟家达、打里卜等地垦荒。这些客家人勇敢刚毅胼手胝足开拓本州并扎根。

  这是部分自愿自觉出洋务工的客家人，在黎牧师的协调下，有明确务工年份和劳务价格的协议，黎力基还安排他们在婆罗洲建立了教会。

  笔者今年二月曾到婆罗洲旅行，一路上遇到了很多来自龙川的罗姓或者杨姓的客家人，每每看到他们，就想起了传教士黎力基。

  在十九世纪假如没有黎力基这样一个沟通协调角色，就是恐怖的“卖猪仔”——清末中国广东这种人口跨国拐卖严重。《清稗类钞》作者徐珂说，南洋群岛多有坏人勾结地方恶棍（“猪仔头”）把广东青壮年拐带到某某洋行之牌的“猪仔馆”，然后用锁链锁上“囚之于木笼，笼中一人或二人，日给饘粥二次”，“称为契约华工，运往东南亚各国。”其中惨状血泪斑斑。

  《河源县志》记载：“本县早期出洋人中，七成以上是被‘卖猪仔’出去的。”这种罪恶长期被清朝忽视。直到清末民众抗议，清廷从河源华工江桂华、梁海山的“报案”始查方觉严重。1914年左右，各国殖民政府才终于废除契约劳工制。也是客家人邓仲元严惩之下，民国二十年代初才算彻底铲除这种交易。

  黎力基于1899年退休返回德国，但他回国后并未停止对传教事业的关注和贡献，仍继续讲道，分享自己在客家地区的宣教经历，或是就宣教课题发表演讲。黎牧师于1908年3月29日离世。

  韩山明和黎力基初到布吉的时候，最早收留他们、保护他们并接受他们洗礼的，是一家姓凌的家族，这个家族后来成了深圳和香港的一大望族。

  深圳凌氏，乃广东梅州程乡里梅塘开基始祖凌隆祥后裔，即十一世祖凌日林，自清康熙年间由嘉应州平远大拓移居新安布吉，为深圳布吉凌氏一世始祖。至咸丰二年（1852），凌日林之玄孙凌振高，为人诚朴，年届四十，率子启莲和家人由韩山明、黎力基二牧师受洗入教，成为深圳最早的基督教徒之一。

  凌启莲当时八岁，后来成为了深圳客家凌氏家族的掌门人。我们看他中年的照片，目光炯炯，面目慈和。

  他在李朗存线 年，创建了虎头山教堂、河源紫金古竹 “福音堂”、深圳的新安布吉教堂和香港的新界粉岭崇谦堂等。

  凌启莲是深圳最早的基督教徒之一，他牢记祖先的“先贤懿训”，又笃信基督的“救世福音”，把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成就了一个近现代深圳客家人对祖国卓越贡献的传奇家族，堪称民国深圳第一家族。

  这句话真正带着一种昂扬的自信和励志，这样的祖先，教自家子弟成为——民国伟人、乡闾善士，做个正直优秀、有适应力、有正能量的人。想来能做这样的人，就是我们客家人所崇尚的真正的“光宗耀祖”了。

  凌启莲生八子三女，子女皆有所成，其家族也因重视教育而人才辈出。例如他的一些儿子和孙子：

  ：1915 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0 年返国后任清华大学英文教授，后历任多所高校英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1949 年获美国密西根大学硕士，1956 年获纽约布克伦理工大学电机博士。自 1969 年起任教于美国马里兰大学，获颁荣誉教授，著有 170 学术论文，

  ，从1927年开始担任北京崇德中学校长，从而结束了这所学校建立十六年以来，前三任外国校长对学校的控制。抗日战争爆发后，凌贤扬拒绝为日寇服务，崇德中学被迫停办，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校长聘请他担任燕京大学高中部主任。（这所中学客名君写过：黄甘英家族传奇（二） 黄中孚：影响一代学子的西南联大体育教授，曾与李惠堂并称南北球王）

  ：李朗神学院毕业后，于 1902 年到德国占领的青岛经商，后成为会计专家，在著名的安源罢工运动中努力维护工人的权益。

  ：1929 年获南加州大学工商硕士学位，是我国钞券印制奠基人，还任多校要职，1946 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1941年，中央信托局在重庆建立中央印制厂，负责印制钞票，由凌宪扬担任经理，并兼任《星报》社长。后任沪江大学校长。

  ：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圣乐硕士，密州肯沙市大学音乐博士，曾任多校音乐教授。

  ：留学归国后，任国子监教授，曾与光绪皇帝及皇族子弟一同学习英语，后任多所高校教授。1899年至1900年夏天在颐和园内与光绪皇帝及皇族子弟一同学习英语，先后担任过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当时教育界戏称善安先生为“学阀”。

  ：幼年赴美国留学，1901 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桥梁建设系，归国后修建广九铁路时任项目工程师，28岁积劳病逝。

  凌启莲的功绩，正如其曾孙凌宏孝所说：“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启莲公能打破重男轻女中国世俗，无论男女都为他们创作了出国留学和深造的机会，可见莲公的开明思想，他缔造的这个传奇家庭，养育了许许多多有成就的子孙，在全国也可谓是凤毛麟角了。”

  在烈火烹油、民国初建的时代，在人们把西方文化当洪水猛兽的时候，凌氏客家祖先却对孩子们说：去做一个民国伟人、乡闾善士！